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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6 14:14:5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她表示,从国际整体趋势来看,14周岁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年龄界限。“我应该和心理学专家,伦理学专家,社会学专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表示,现实中虽然有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,但是比例很小,“这种事情但凡发生了,大概都在媒体上曝光了。一年也就这么一两起,或者三五起。在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,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”。而刑法规制行为一定要带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。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在刑法中被规定为犯罪,“有点顾此失彼,没有顾全大局,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爱,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情怀。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,对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宽容度越大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人代会,她提交了议案,建议激活收容教养制度,在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中继续保留收容教养制度并加以完善,做出立法解释使其具有法律依据,在审理和决定程序上实现司法化,并由民政部门领导,司法行政部门协助,成立专门的收容教养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点交锋1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应当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也表示,去年两会期间她还主张降低刑责年龄,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研,观点已经改变,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,“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,为什么?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,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,客观讲还不占大多数,不具有普遍性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提出,“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,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,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,“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?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、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,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,监管社会矫正。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,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,但送到司法所,家长、学校签责任书,把责任落到学校、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。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,对孩子的成长、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表示,调研过程中发现,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,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,“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。这些孩子很年轻,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。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?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?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表示,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,就是为了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,但是刑法不是万能的,“不是说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,12岁、13岁的孩子就不犯罪了。这就如同刑法当中规定,职务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前赴后继,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终身监禁,可是后面还有人创造了新的贪腐数额。所以从这上面看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我们要抛弃刑法万能的这种思想理念”。